初次面谒陈忠实
走出锦绣繁华的古都长安，来到柳丝如烟的灞桥，沿着细瘦如蛇的河堤东行不远，便看见一座兀然突起的原坡。它宛如一道山水画屏，悬挂在东南半壁，云气岚光缭绕其间，那就是白鹿原了。
陈忠实先生和作者王心剑合影
我是古原上一名土著，祖祖辈辈都在这片黄土地上耕种。我跟陈忠实老师之间，是以文结缘村与村空间距离最短的乡党。他的家在白鹿原北坡根的西蒋村，门前隔着一畛子地就是灞河。灞河对岸就是风光旖旎的骊山，传说中伏羲女娲氏族部落繁衍生息之处。我家在白鹿原高坡之上的鲍旗寨，邻近汉文帝灞陵陵区，帝母薄太后南陵就在村庄旁边。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是初小一个蒙童，每天蜷坐在陵墓前一座透风漏雨的破庙里读书。那时就从班主任口中听说过陈忠实，知道他在樱桃谷下面教书，写了一篇散文《樱桃红了》，发表在西安晚报副刊，作为童年心目中的偶像记忆特别深刻。
我刚满十岁的时候，家庭突遭变故，父亲英年因病逝世。我当时就坐在即将咽气的父亲身旁，亲眼看着他嘴角流下一缕鲜血，神情痛苦地离去而我爱莫能助。那个时刻，一个农村小孩对人世的恐惧，对未来一切难以预知的变数所产生的恐惧，让我体验到了一种天塌地陷般的感觉。后来，每当我搀扶着身躯矮小瘦弱的母亲，去经历那些吃完上顿就熬煎下顿、把米下到锅里没柴把饭烧熟的窘迫日子时，是迷离奇幻的小说意境，让我透过黑暗窥测到一丝可以活下去亮光，使我意识到生活不光有眼前的食不果腹，还有诗情画意在未来的远方。这个时候常常就不自觉地想起陈老师和他的《樱桃红了》，觉得懂写作的人活在世间最幸福。对于文学和小说，长期以来我的理解，它就是从人类精神中溢放出的一缕温暖，能够给苦难的跋涉者以抚慰，给他们在困境中带来延续生命的勇气和力量。
十五岁时，我意外地被几个惜才如命的任课教师，强拉硬拽塞进了当地的戴帽高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仿佛命运里有一只神奇的手，把我吸附到陈忠实的身旁。在一个难以想象的际遇里，有位陌生人把刚刚复刊的《陕西文艺》连续四期送到我手里，里面有陈老师发表的两篇小说《接班以后》和《高家兄弟》。盯着那个熟悉且敬仰的名字，一种读者与作者久违重逢的亲切，一种近距离地域文学情缘的念想，以及对这两篇小说从文字到新鲜气息的由衷喜欢，我情不自禁地捉笔写信给他，表达了一个乡党小读者对他的崇拜与求教的心情。
他竟然回信了，告诉我他目前工作居住的地点，并约我有空前去见面聊。
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晌午，碧蓝的天空白云悠悠，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温暖且舒适。原坡层层梯田里，油菜花开得灿烂迷人，返青的麦苗葱翠碧绿。道旁树上喜鹊的叫声清脆悦耳，杨柳枝条上的嫩芽迎风摇摆出诗一般的感觉。我骑着一辆从数学老师手里借来的自行车，风驰电掣般由白鹿原如飞而下，绕道纺织城，途经老洞庙，来到高墙外栽满一圈白杨树的毛西公社大院，前来拜谒心中的偶像。
毛西公社位于白鹿原北坡下面，陈老师当年就在这里担任副书记之职。我神情拘谨地走进院子，寻找到他那间宿舍兼办公室的门口。门开着，人没在。旁边房间里有人提示，说可以坐在里面等。这是一间不大的房子，简陋而干净，一桌一床一箱子书籍，沿墙根整齐地摆放。桌面上摊开着一本书，是曹靖华的《春城无处不飞花》。
陈忠实老师出现在门口时，魁梧高大的身影，黄土地一般的深色皮肤，刀斫斧凿般棱角分明的清奇骨骼，一眼望去就令人终身难忘。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刻意留下我稚嫩的习作，说会认真阅读并把意见看法寄信告诉我。他仔细询问了我的家庭背景和面临的生活宭境，看出了我对渺茫前途的顾虑和担忧。临别时，他特意把我送到一公里路外的原坡根处，承诺以后会坚持不断地为我修改和指导习作，还提醒我骑车时要慢一点，慈爱之情溢于言表。
初次见到陈忠实老师，给我留下三个强烈的印象：他那宽阔的胸怀和宽容接纳的姿态，让人感受到这是生命里可依托的一座高山；他睿智的大脑和深邃的思考，足以胜任自己的引路人和值得仰慕一生的导师；他的举止言谈以及待人诚恳周到的礼数，将是自己一生可效仿的楷模。尤其是他在后来接连不断的回信中，谆谆教导我要记住他写作经验里两个深刻体会：一是文章的成败取决于立意水平的高低；二是立意的过程要不断地挖掘主题，深化主题。可惜那时候我年岁不大，对其深刻含义难以理解透彻。
从毛西公社归来不久，他的中篇小说《公社书记》和《无畏》接连问世，炮弹一样带着呼啸声喷薄而出。如果方家不用今天的视角去妄评过往，这几篇小说在当时所产生的轰动，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慧根，以及独特老到的语言功底，在艺术探索上一步一个脚印的显著进步，都是足以令人震惊的。
抚我则兄 诲我则师
七七年恢复高考，我如愿考上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当晚，提笔给陈老师告知喜讯。陈老师在回信里除了表示祝贺，还约我大年初三去他家做客。
左一为作者王心剑，左二为陈忠实先生
那时候我家境贫穷，过年去他家，就按当地风俗，提着一盒点心。感觉礼物有点单薄，又买了两个面包带着。这是我头一次从原上步行跋涉去他家，也终于清楚从我家到他家大约十二三里路程。
这里是灞桥与蓝田的交界处，算是市郊最偏远的地方。陈老师的家有一座低矮的茅草门楼，里面是几户人家合居的三合院。东西两边是厦房，紧挨原坡处盖着三间老瓦房。陈老师一家住在瓦房东面一间，窗户外与厦房之间的过道，搭建着一个接檐，里面安置着锅灶做厨房。小院虽然陈旧沧桑，仍留给我诗人圣殿般的感觉。
陈家嫂子是位普通农家妇女，热情好客，虽然没有多少文化，说话却风趣幽默。她大概是看我初次上门很局促，就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她当初要嫁进陈家时，觉得这户家人太穷，就悄悄请了一个风水先生先行看过。风水先生说你别看这个穷家小院眼下门楼低矮，将来从这个门楼里进进出出的都是贵人。
我听了顿时觉得自己好像也跟贵人沾边，心里无比惬意舒适。
傍晚时分我起身告别，外面下着薄雪。身后高耸的白鹿原，遮住了天际线，隐身半云半雾中，蜿蜒东来，苍劲西去，尤如一条巨龙。
陈老师把我送到村外山梁上，指点说这座白鹿原，攀登上去不容易，道阻且滑，慢走慢行！
若干年后，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把这座白鹿原搬入进小说中去，长剑一出，气贯长虹，石破天惊！
那年通过高考入学的莘莘学子，都是社会上沉淀了十多年的精英。有人博闻强记，有人家学渊源，那些人张开嘴，个个口吐珠玉，手拈莲花。像我这种来自穷乡僻壤的稼娃，仅剩下呆头呆脑手托下巴跟着听的份，心头的压抑和沉闷可想而知。
有一次上小说写作课，同窗都想请陈忠实贾平凹来做一次谈创作经验的报告，却又担心请不动。一位才子站起来说由他去请贾平凹，迎来大家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知道他能办到，贾平凹曾专门造访过他的宿舍。我一时心血来潮，突然举手说我能请动陈忠实。大家却没有掌声，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
我觉得自尊心很受伤，于是搭车来到位于灞桥镇的区文化馆，在电影院旁边一间小屋里找到陈忠实老师，说明了前来找他的缘由。陈老师开始果然一口回绝。我询问原因，陈老师说此前他曾经给西大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做过报告，不料那些学员认为他说的创作方法与“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不相符，不属于“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把他告到了省文化局。省文化局的一个领导，为此专门善意地提醒过他：咱一个高中毕业生，还是尽量少去给大学生上课的好。他由此决定，再不登西大中文系的门了。我听罢心里不禁一沉，由不得想起《西游记》里猪八戒的一句话“师傅姓陈，这回恐怕是沉到底了。”
于是，我诚恳地对他说，一来这届学生跟当年那些有极左思潮的工农兵学员来自不同的时代背景；二来能把你请去，是我给全班同学夸下的海口，你要不去我真没脸见人了。陈老师看着我急切的神情，沉吟片刻，终于答应下来。
多年之后，我每每想起当初为了小小一点虚荣心，居然让陈忠实老师抛弃前嫌，随我去西北大学作讲座，对于一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来说，面子确实够大的。当然，西大中文系从领导到师生，对这场报告也格外重视，给了他当时作报告的最高待遇，人民币伍元整。
陈忠实帮助我投稿
大学读书期间，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就是陈老师替我往外投稿。
那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感慨曹禺在二十二岁时就能写出话剧《雷雨》，深感光阴不可虚度，于是就利用暑假期间，写完一部七幕话剧《乡村》。题材取自于文革后期左倾路线覆盖下农村的各种矛盾，包括了地富子女遭遇不公正待遇的人生悲剧。
剧本初稿最早在同学手里辗转相传，渐渐引起系上老师们的重视。于是，在一些老师的推动下，系里准备把话剧剧本修改后在中文系自办的刊物《希望》杂志上发表，还准备着手排练演出等。这些消息很快传到了郊区文化馆。有一天，我正在饭厅排队买饭，一位女同学走过来，说陈忠实让你下午去小寨文化宫一趟，要你把话剧剧本带给他看。
大约时隔七天左右，陈老师再次把我叫了去，在文化宫一间空旷的房子里座谈。他已经看完了剧本，见面第一句话就问，你怎么想起来要写这样一个题材的剧本？
我说陈老师，有一件事我一直都没有对你说过。就在我第一次去毛西公社找你那天，你对面房间里有一堆干部在大声议论，历数往届毛西公社的社长都是谁谁谁，接连说了好几个人的名字，然后一口否定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把农村搞好。恰好这其中就有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去世多年了，背后还有人这样议论他，作为他的儿子，脸上当时有多尴尬你可以想象。这些咱都不去说了，问题是这么多社长，咋就没有一个能把毛西搞好？能把毛西的农村、农业搞好？其实不光是我父亲那一辈人没有把农村搞好，到了我这一辈，返乡时也是一颗红心，下决心要改变农村面貌，三伏天、三九天都在平整土地，手上的裂口需要用三块手绢才能裹紧不疼。可结果呢？农民照样吃不饱肚子，照样没钱花，照样受贫困。我写这个剧本的目的，就是想探索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多年来把生产搞不上去，把生活搞不好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陈老师边抽烟边在房间里踱步，神情陷入深深的思索中。他的思想远比我深刻，又做过多年农村基层干部，对这些问题的体会自然比我来得更为刻骨铭心。我不知道这次对话对陈老师后来构思白鹿原，揭示农村的百年变迁有没有过触动，但他当时足足有半个小时没有言语一声，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
末了，他把烟灰缸里的烟蒂倒进垃圾筐。对我说，这个剧本可以向外投稿了。我为难地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投，往哪里投。他说这样吧，你把剧本留下，我来替你投。
陈老师后来把这个剧本分别投给了《剧本》、《安徽戏剧》等三四家编辑部，但都无一例外地被退回来了。我看完那些退稿信，心里感到无比沮丧。陈老师把那些退稿信推到一边，安慰我说这些人的意见都不对，这个剧本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一句，你的剧本不能发表，不是水平问题，而是他们没有胆量发！
这句话让我感到发聋振聩，一下子从悲哀中振作起来，重新寻找回自信与自强。
文学依然神圣
本世纪初，我有一个写作长篇小说的念头，恰逢陕西省委宣传部征集重点文艺作品。我就把编写好的故事大纲投寄上去，很快被列入扶持计划，获得了首批资助。
陈忠实先生和作者王心剑合影
这部名为《生民》的书，是我曾经深入生活十六年的产物，题材和人物在我的脑海里孕育已很成熟，令我对它格外重视。做完前期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之后，担心写作期间被打扰，于是辞去了身兼的各种行政职务。陈忠实老师得知消息以后，打来电话嘱咐我去他工作室一趟。
本以为他约我来会促膝长谈，谁知进门后，他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说，拿起两本杂志赠给我，就让我离开了。
我走出门拿着两本杂志翻了翻，一本是《文学自由谈》。头题一篇文章，内容是反映封建士大夫辞官归隐后，赋诗作文，悠然地过着各种闲逸生活。我心里清楚这是陈老师表明态度，赞成我辞去行政职务的做法。另一本杂志是《中华文学》，里面刊登着长篇小说《狼图腾》。这部小说我已经看过多遍，他今天郑重其事地又把这部书推荐给我，我知道陈老师是想暗示我，这部小说就是标杆，你将来写出的小说，要力争攀登一个新的高度。
后来，长篇小说《生民》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再后来，又获得陕西省作协2014年度唯一一部优秀长篇小说奖。
陈忠实先生题赠作者王心剑
小说获奖的时节，已经是2016年的冬天。此时陈忠实老师正在医院化疗，病情非常危重。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得知消息的那天夜里，突然从病榻上给我打来电话，用极为沙哑的嗓音对我的作品获奖表示祝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当时愣住不知说什么好，在潸然落泪的同时，心里清楚这就是他对一个白鹿原乡党的深厚感情。
